她一生热爱中国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华籍法人王合内先生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六十三年，以八十八岁高龄于今年一月二十四日辞别人世。全院师生员工对她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特意订制法国式的灵柩和选用莫扎特的《安魂曲》来送别她，愿她的灵魂安息。

这些日子，《安魂曲》的旋律不断在我脑中回荡，王合内先生的身影也在我心中浮动，多少往事翻搅着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几十年来我们交往很多。最初她是我的老师，后来我们在一起执教成了同事，再后来我担负一点职务成了她的领导，最后我也离休了彼此成为朋友。不过，我始终是把她作为老师敬重的。比如年复一年的阴历除夕，家家户户团圆过节。王合内家没有儿女，我们都是到她家和他二老一起愉快渡过的。现在已经分不清哪年是什么样，哪年又是什么样了。

王合内是法国巴黎人。年轻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雕塑系学习，和中国同学王临乙相爱了。爱情是多么美好和幸福啊。可是，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世俗偏见和种族歧视的重重压力，也受到她父母和亲友们的阻挠和反对。母亲娓婉劝说，父兄严厉斥责，并借故把她调离巴黎送到尼斯市，不让他们见面。她父亲还找到当年同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拿出手枪，示意他转告王临乙不要纠缠自己的女儿。王合内非常痛苦，也曾和王临乙商议退一步，留在法国而求得父母的同意，但王临乙不忘留学的初衷，决心学成之后回国振兴中国的美术事业。她深深的理解和支持王临乙的报国之心，更加钟爱他的崇高理想和坚毅品德。由于她的坚定决心和真挚的爱情，最终感动了她的父母，在告别巴黎时赢得了母亲满脸热泪的深情拥抱和父亲乱断愁肠的衷心祝福。

1937年2月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途中路经埃及，参观游览了金字塔、人面狮身像，更增加了她对中国敦煌、云岗、龙门石窟和东方艺术的向往。当轮船驶进黄浦江，看到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外滩，她心里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中国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贫穷落后。不过，当人力车穿过南京路把他们拉到王临乙的老家破破烂烂的南市区时，一层一层的阴影冲刷着她的兴奋。王临乙受聘在北平艺专任教，他们又旋即风尘扑扑地来到北平。庄重的城墙，飞檐的门楼，红墙绿瓦的宫殿，唤起了她对东方神话的幻想。但是，在他们还没住定、连紫禁城还没来得及参观的时候，就听见了卢沟桥的枪炮声，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中国。

王合内跟随丈夫和北平艺专的师生们踏上向后方转移的颠沛流离之途。在这严酷的日子里，死亡几次从她身边擦过。在贵阳日寇的炸弹炸毁了她暂住的小栈，邻人都丧身了，只有艺专老师常书鸿的夫人和女儿从废墟中活着爬出来，王合内几个人只是偶然外出办事，而幸免于难。也许是水土不服和饮食不惯，她病过好几次，没有医生和药品，几度从奄奄一息中起死回生。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遇土匪的抢劫，有的被洗劫一空，有的丧命刀下。每当遇到土匪时，艺专的师友们都迅速地遮掩着王合内，不让露出她的蓝眼睛。一路上她用农民的花布包头掩藏黄头发，承受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惊恐和磨难。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悲鸿受命重建国立北平艺专，特邀王临乙共赴此任。1946年他们从重庆来到北平。由于国立艺专迁徙频繁，社会动荡不安，艺专又多在偏僻的农村，村人对外国人存有疑惧而疏远。加之语言的障碍，王合内多年来一直在丈夫的庇护下，没有走出家门，甚至没有单独一人上街买过东西，只和几个艺术上的挚朋好友有些往来，常年过着孤独、寂寞、单调、贫乏的生活。她渴望走进社会，用她的艺术去抚慰穷苦的人，祈求善良美好的生活。但是，一种无形的城墙围困着她。只有丈夫从学校回来给她带来温暖的慰藉，围绕在身边的宠物小狗、圈养的山羊给她增添一些生活乐趣。

北平解放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扭秧歌，欢欣鼓舞地迎接新生活的来临。这鼓声歌声激荡着王合内沉寂的心。王合内掀开了她人生道路上的灿烂的新篇章。

王合内本性是一个平易和善的人，但是她深陷的眼睛，高突的鼻梁，只会摊开双臂耸耸肩膀的无可奈何的动作，往往使和她接触过的职工们敬而畏之。而今艺专办了职工夜校，王合内毫无羞涩地到职工夜校和扫盲班的工人们一起学习，从“东方红、太阳升”，“天、地、人、口、手”开始。工人们热情地帮助她，亲密无间的交往使她学汉语汉字进步很快，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她基本上会运用汉语说话，阅读和书写。尽管一直到晚年还夹有四声分不太清的外国腔，但意思却能表达得很清楚，甚至在有些词语上胜过她丈夫浓重的上海口音。记得有一次全系教员讨论教改方案，王临乙对一些青年教员提出的改革方案说：“这个方案要十年后再定。”大家都感觉他太保守，很不满意他这种对待教改的冷漠态度。而王临乙则涨红了脸一再坚持“要十年”“要十年”，连王合内也不满意他这种观点和说法，生气地对他嘀咕几句法语之后，恍然大悟的对大家说：“他没有讲清楚，他不是说要十年之后，而是说要实践之后。”大家哄然而笑，王合内倒当了王临乙的翻译了。会议又和谐而热烈的进行下去了。

王合内不仅走进课堂，认真负责地教授法文、图案和雕塑、担负起教师的职责，同时勤奋不息地从事雕塑创作。她努力到工人农民中去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她走过一些工厂、农村，也到过牧区草原。其中有两次给她、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是到北京门头沟山区清臼口村，乡亲们热情地接待她，亲近她，怕她住不舒服，把新婚不久的房子腾出来给她住，担心她吃不惯农村的饭食，给她送来鸡蛋、挂面、蜂蜜、大枣和核桃。她很认真地说我们和八路军一样，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要婉言谢绝。她哪里挡得住大娘大嫂们的真心实意呢。她不仅看到了翻身农民的好日子，同时深深的自责自己过去只是怜恤贫苦的人，而从来没发现这些人中的善良和高尚。另一次是在1960年的灾荒年间，她仍坚持和学生们一同到农村去实习。那次是到河北省遵化县的建明公社。农民们在忍饥挨饿，对她的到来依样的热情亲近，尽力地去照顾她，但能做到的只是在清汤寡水的糊糊粥里给她捞得稠一点。我们感到这对她太困难了，曾多次劝她提前回北京，但她说你们能坚持，我也能坚持，农民们比我们更困难，他们能坚持我们更应能坚持。她不怕吃苦，对未来充满信心。

解放以来，无论是在革命建设的高潮年代还是在三年困难的日子里，都是王合内雕塑创作的旺盛时期。我们夸奖她是多产的艺术家，而她总是说：我生活在中国，我的作品首先要给中国人民看，我自己是改变不了蓝眼睛、黄头发了，但我的作品要有中国的精神和气派。所以，她总是要求到实际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同时也专心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她早在巴黎时就梦寐以求地到敦煌、云岗、龙门等艺术宝库参观的愿望，在新中国的年代里都得以实现。在她后期的作品中，人物是中国气质的人物；动物又是蕴有秦汉之风的动物。有一次参加全国美展要填写表格，她问我民族这栏怎么填写？我们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风趣的对她说：你就写中国法兰西族吧！她可高兴了。

十年动乱之后，他们夫妇俩都是60多岁快70的老人了，显然苍老了一些。但是，她的精神仍很饱满振奋，而且进入了她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非常巧合的又是一个十七年。她一生中有两个十七年是艺术创作的黄金年代，在这两个十七年中她都用雕塑讴歌新的社会、新的人生，而后一个十七年则在更高的层次显示着她的艺术才华和对人民的热爱。

令人非常痛心的是在她的晚年。她的体力已不能再搬弄泥土、石头进行雕塑创作，她本该在自家的院子里浇水栽花，修枝剪叶，颐享天年，不幸的是她的脑际里却又时时泛起“文化大革命”中那高音喇叭的咆哮声，眼里又充满了惶恐。“他们又来了！”“怎么会呢，没有的事。”“我们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我们劝慰她。

她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呀，她用理智和毅力把创伤深深地埋藏在最底层，挺起胸膛向前走。人老了往往会出现一种病症，眼前的事记不清了，反把过去的事，儿时的事倒腾出来，晚辈们有时觉得可笑，有时觉得腻烦，但总比成年累月躺在床上不能动，疼痛难熬，唉声叹气好侍候些。而王合内呢！她脑海里每次出现的这种幻觉，苍老和善的脸上突然出现这种惊惶和恐惧，令我们揪心的疼痛。我们总是用“不会有的，我们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来驱赶她脑里的魔鬼，安抚她颤抖的心。她便会慢慢又浮出笑容，回到安祥和宁静中来。以致在她病重，必须再作一次风险很大的手术时，我们也是说：“我们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在她生命垂危，最后一次呼吸时，我们也是说：“我们在你身边，你不要害怕。”